生死疲劳中通过在阎王殿上和人世间的描写，分析“我”是个什么样的人，100字，50分。 速求！！

诺奖资深评委马悦然教授认为，《生死疲劳》传达的是好看的有趣的故事。小说的叙事是由故事与话语两部分组成，故事是叙事中描述的“什么”，话语就是“怎样描述”。 莫言确实在这部小说中编了许多故事，衡量这些故事成败的首要标准，是看这些故事是否起到烘托、突出主题的作用。莫言的主题是通过讲述半世纪中国农村的历史，来证明农民单干的生产方式更为先进。他又画蛇添足地添加了另一主题：“一切来自土地的最终还得回归土地。”其效果是削弱了前一主题的政治性，添加了生硬浅显的哲学理念。由于小说主要内容是主人公西门闹进入了六道轮回，为驴为牛为猪为狗为猴为人。其为人只是在小说结尾处点了一笔，其余更多的时间是西门闹身为动物的经历。所以莫言的大多数故事都是动物故事。如果通过这些动物故事中的动物视角，能够让读者看到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村历史的沿革与变迁，或者这些动物的故事能折射出在历史变迁中人性的状况，那么这些动物故事能为主题服务，是有意义的。小说开头部分，西门闹转世，到他的长工蓝脸家为驴，似乎意在表现翻身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。然而莫言的笔并没有控制住驴故事的发展，那匹公驴很快就“折腾”起来，先是跳墙，脱离了以人为主导的生活环境。接着它在情欲的支配下寻找母驴，战胜两条狼，救出被狼围困的母驴。

　　驴是先行官，给随后的动物活动确定了基调。在它折腾出来的巨大惯性的推动下，演绎出了“牛犟劲”、“猪撒欢”和“狗精神”。从此驴、牛、猪、狗、猴等动物的故事自成体系，不但脱离了小说的人物，而且动物的狂欢淹没了人的活动，反衬出人物的僵化与苍白。有时当莫言想起动物的故事与人物的故事应该有些相关的时候，他编出的故事也很牵强、生硬，例如西门猪咬掉洪泰岳生殖器的故事。

　　莫言为动物们编造的故事数量虽然颇多，但严重匮乏想象力，缺少新鲜感，仍在以往人们熟知的俗套里转来转去，情节臃肿，细节庞杂琐碎，叙述混乱。有许多故事甚至是低俗无聊的，例如两头公猪相互争夺与一母猪的交配权，在经过激烈的恶斗之后，取胜的公猪与母猪在《草帽歌》的歌声中尽情做爱。

　　如此廉价的故事莫言当然不会珍惜，而只能随意浪费和挥霍。我们不明白的是这样的故事何以被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推崇备至？莫言津津乐道的故事，在读者看来，不过是他小说总体框架的填充物，并不能与整体框架结构成一体。有人说世界上的好故事在十九世纪已经被小说家写光了，在剩下的日子里小说家只能重复过去的故事，或者编造一些不再有想象力的平庸故事。

　　《生死疲劳》传达给读者的是一个关于西门闹的长篇故事。西门闹是中国农村土地上的一位地主，莫言在小说中写道：“想我西门闹，在人世间三十年，热爱劳动，勤俭持家，修桥补路，乐善好施。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；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，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。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，都沾着我的汗水；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，都浸透了我的心血。我是靠劳动致富，用智慧发家。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。可是——我尖厉地嘶叫着——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，一个正直的人，一个大好人，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，推到桥头上，枪毙了！”

　　西门闹不服共产党领导的翻身农民对他的死刑判决，死后到阴间阎王殿上喊冤叫屈。阎王爷判西门闹六次转世，分别为驴、为牛、为猪、为狗、为猴、为人，其间西门闹经历了1950年到2000年半个世纪的中国当代史，遭遇了中国当代农村的种种事变。

　　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与六道轮回的多维空间，确实给莫言提供了编造故事的辽阔时空。莫言围绕着西门闹也确实编造了许许多多的故事——阴间与阳间、人类与动物的故事。

　　故事虽是最低下和最简陋的文学细胞，但却是小说文本不可或缺的最高层要素。优秀的小说不只是时间生活的展示，而应该有着价值生活的内涵。莫言这部小说向读者展现的时间生活委实是丰富繁盛的，但是只有价值生活的传达才能改变读者，让他们获得新的认知。

　　我们将莫言的各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故事串成一条线，能看到他力图叙述中国农村所经历的土改、合作化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、“文革”、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，竟然还真有评论家将莫言的叙述视为“史诗”。

　　“史诗”的最基本标准应该是两个字：真实。莫言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。例如他在书中写的重要人物蓝脸，土改分到土地后一直坚持单干，坚持了半个多世纪。莫言认为蓝脸的“单干”是一个历史起点，改革开放的“土地承包”是一个终点，历史绘出一个圆圈，因此蓝脸是一位唯一能够正确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英雄人物。稍有常识，就应该知道蓝脸的“单干”坚持的是土地私有化，而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提倡的“土地承包”是建立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之上的，二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，怎能等同？还例如莫言对“文革”的描写：“许多老干部写回忆录，回忆到‘文化大革命’时，总是写得血泪斑斑，把‘文革’期间的中国描绘成了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要恐怖的人间地狱，但我们这位县长却用幽默而又生动的笔调，写了他‘文革’初期的遭遇。他说他骑着纸驴，在全县的十八个集市被游斗，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，原来的高血压、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。他说他一听到锣鼓点就兴奋，腿脚就颤抖，就像那头黑驴见到母驴就弹蹄喷鼻。结合着他的回忆录，回忆当年他套着纸驴舞蹈的情景，我就明白了他脸上为什么有那痴痴的笑容。”一场全民族的悲剧被莫言写成轻喜剧，“血泪”被写成“笑容”。

　　莫言没有真实描绘历史，历史在他笔下被肢解、歪曲和消解。当然，莫言也就彻底丧失了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的重要原则：魔幻而不失真实。

　　莫言对半个世纪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，也正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意义。莫言的思考在文本中有两个重心，其一是他的历史观，他认为人类历史并不是一直向前发展的线型状态，而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圆，无论谁在历史舞台上主演，都是在重复同一个剧目。这种历史观并不是莫言的独创，不但史学界有之，小说界亦有之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刘震云的长篇《故乡天下黄花》就持此观点。莫言另一思考是说西门闹这样的地主的土地不该被剥夺，土改等暴力革命造成历史的倒退，应该给地主平反。这一观点在小说《白鹿原》、《古船》、《受活》、《第九个寡妇》中早已有之。

　　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运用魔幻现实主义，是对拉丁美洲的百年史有着独特的理解，而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并没有对中国农村半世纪历史有独特的理解。不读这本书，读者也能够得到莫言传达的认知。所以莫言只是在形式上套用了《百年孤独》的一些表现技巧，并没有学到魔幻现实主义的真经。中国许多所谓“先锋主义”小说家也同样摆脱不了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模仿阶段，不能创造出涵盖东方文化神韵的新的表现手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