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怒波:当然。在诗歌界原来有疑问,说老板玩诗,都以为是附庸风雅,现在不这么看,我的诗放在那儿呢。大家原先对商业和文化的理解有偏差。商业实际上是文化的一部分,很多人认为商业就是商业,地产就是地产。 黄怒波:如果你只把它看作一个牟取利润的行业,这是一回事。但是如果把商业做成文化的一部分,可能获得的利润更大。比如拉斯韦加斯很成功,但它其实是文化的胜利,根本不是商业。它原来走的是赌博文化路线,现在走的是会展、旅游、观光、度假文化路线,赌博对它收入的贡献已经降到很低。它变成了大家都要去的城市,为什么?世界上最好的表演一定先在那儿出现,比如太阳马戏团。所有的艺术家原来都不屑去赌场表演,现在一定要到那儿去,因为会很成功。一个城市最后的竞争力还是要回到文化上。人们在精神文化上的消费是不计代价的。你可以为买一辆车讨价还价,但是你可能不会在乎《图兰朵》的票打不打折。 黄怒波:还是学习,一个人要善于观察学习。通过观察,我会看到很多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和风险的东西。它让我对中国社会结构更熟悉,对当下所谓的新阶层处在中国历史什么地位,明天将会面临什么,有一个判断。比如实行大部制以后,政府究竟是趋于服务型还是垄断型?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企业怎么生存?我要躲开国有企业将要碰的地方,原来我就在躲,我还要继续躲。我现在打造的中坤国际度假系统,完全跟国有企业不竞争,跟国家也不竞争。我向国际上走,国企也不会去做这块。你要考虑明天会发生什么,个人和公司如何度过。 黄怒波:我肯定是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观察和批判。企业成功也是要不断去观察,要去看历史,看政治,然后根据这个来调整你的战略。当然也会有一些技巧性的东西,像管理的技巧,但那属于技巧,不是战略。技巧是可以学习的,但是战略思维的形成是要培养的。 中坤还在扩张,能够做到这一步,就说明前一段的战略是对的:不拿地,不做住宅。我手里其实还有地,但没有再做住宅,因为我看到所有人都在做住宅,我认为一定会有问题。一旦变成社会问题,政府就不会跟你讲道理。因为政府要考虑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,企业不能跟政府对抗。因此,企业成功还是要有战略,还是要有文化。 黄怒波:研究和看,你要看很多人怎么败掉的。做企业的一个诱惑就是在一个行业获得过高的利润,甚至垄断性的利润,这会让人不能自拔。 你过于专注这个行业,过于熟悉这个行业,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个行业上。在这个时候就要考虑长远的战略,要考虑风险。我认为公众公司的经理人未必会考虑公司长远的风险。但我必须考虑,那是我的公司,我有那么多员工,还有我的理想都在公司身上。我要老想着明天败了怎么办。所以我最早提出“不竞争”战略(后来才出现了“蓝海战略”这个词),企业口号是“不赌”。这是我的基本原则。就像买股票,大家都买的时候你就不能再进去。做房地产也一样,大家都做一个行业我一定不做。你看中坤老是比别人走快半步,开发大钟寺不久,大家都要做商业地产,而中坤现在又去做旅游地产了;旅游地产我又把旅游弱化,重点放到度假上,度假产业还可以细分,户外、旅游,然后是高尔夫,很多文化装在这个里边。这个产业应该是安全的。 黄怒波:这个东西没道理可讲,就是直觉,真的没有道理。我后来发现,在很多危机时刻,我不知道怎么就感觉到了。企业内部出现危机,我不是发现,而是感觉到的,那些天怎么都觉得不对劲,最后突然发现问题。对宏观调控,你说我下多大功夫研究倒也没有,但会本能感觉到这个趋势。比如我预计大部委制出来后,一定会对所有行业重新梳理。在全球范围内,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肯定要衰落,凯恩斯主义会复活回来。全球范围内能源、金融、环境等出现很多问题,导致社会大动荡的时候,政府本能会出手,采取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,回归凯恩斯主义。我预计这个周期要五到十年,才能再回到自由主义经济。 黄怒波:动力就是我的人生观念,我意识到一个人活得再长也不过几十岁,总想活得精彩一点,这动力可能还跟文化有关。我从小看的全是海明威这类,看的文学名著全是人跟命运的斗争。也跟我的经历有关系,总想挑战命运。小时候非常苦,根本不相信命运,不服气。你看我做的所有项目都是没有先例的,先画一个梦出来,然后一步一步把它实现,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挑战。 黄怒波:海明威我很喜欢。他思考的东西很深刻,我很喜欢他一条:他悲观,但是他不放弃。他那句话影响我很深,“人可以被杀死,但不能被打败。” 黄怒波:现在社会上对房地产的看法是误解,他们都没有看到这个行业给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带来多大贡献。而且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商非常非常难,他们夹在政府的游戏规则当中,政府是市场游戏规则的制订者。我是一个企业,你不能让我做天使,那是政府该干的事。商人要做商人的本分。我做商人没干坏事,挺好,睡得着觉。写诗,就好好写。 “想依靠一种制度做企业, 那是不可能的。” 黄怒波:我很强势,强势好的一面就是执行力很强。比如出一个新的战略,底下根本听不懂我要干什么,我会慢慢诱导他。但一旦他理解了这个战略,我不会管得那么细,我只管团队,这是我跟别人工作方式的不同。因为我做的行业不是一个程序化的行业,比如万科制定了一个标准化程序,一旦制定,别人执行就好,不需要跟第一线员工沟通。但我做的项目全是创新的,有些东西没有办法让员工理解,你就得亲自带。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,你要善于把你的创新战略变成一个果实,变成果实以后,就换一个领导方式,不能再管理这么细了。我每天都在用这种方式管理。 黄怒波:我想在任何企业这都跟老板有关。 经济观察报:但是没有机制保证的话,这种创新是很难延续的。 黄怒波:想过,做每件事我都先想错的代价是什么。做企业要接受失败,但要保证这个失败不至于把企业拖垮。整个旅游地产度假系统做完,做到全世界最大,我认为不至于倒,因为有宾馆、驿站系列在那儿,做得不好,我可以成本价卖掉,退出来。做一件事,不赌,不要赌得破产没裤子穿,也不要把别人带下水。我要算好,假如做不下去银行怎么办,业主怎么办。我现在睡得好,就因为我认为即使现在一切打住,我也不会欠任何人的。 经济观察报:风险控制很好。 黄怒波:肯定是个独裁者。民营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独裁系统,企业没有民主。在这个事情上,我不太认可所谓现代公司制度,我认为很多从德鲁克开始的公司理论都是失败的。你看西方的例子,几百年资本主义,制度制约有没有?但这次次贷危机你看多少人破产,日本企业家都来跟我探讨怎么活下去。要是想依靠一种制度做企业,那是不可能的。 我最早搞企业是拿着管理学著作来找答案,《第五项修炼》、《基业常青》,在早期是有用的,让我明白了很多东西,但是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,你就发现过去对你很有用的著作可能会起反作用,因为你本以为你依样做起一个架构来,按照管理学原理,这个企业就会正常走,可完全不是。为什么?所有企业管理学著作都落后于现实,它是落后于企业形势十年、二十年写出来的。但是现在社会变化太快,尤其新劳动法出来,企业规则全都重写,管理著作有什么用?怎么办?你就得弄出自己的管理学,每个企业都要按照它的战略和个性特点来解决这个问题。 经济观察报:我觉得创业过程中应该会不断有这样的人出现。 黄怒波:有过很多次。但是做大以后,就很难出现了。开始的时候,他认为自己进来就是同路者、是伙伴;已经做大了,谁再进来,他就是一个搭船者,而不是一个同伴。这个位置本身已经被资本确定了,他最大的表现就是努力完成你交给他的事情。他如果真的有那么多战略考虑,他会离开你,自己做。 经济观察报:清理早期跟你一起工作的很有雄心的人,应该是一个残酷的过程。 黄怒波:但这些清洗都不是因我而起。他们可能对我的性格有看法,或资产膨胀以后,他们对自己拿到的利益有看法,但发难的都不是我,是他们。他们发难也不是正常发难。我反击时也就很简单,要么进入司法程序,要么把股份清退走人,所有人都选择了后一条。 黄怒波:有两个理由。第一,我从来不愿意为钱的事情惹麻烦,这不好玩,我就不玩、不做,我也不愿意去跟人家合作,天天谈判、打架。你看中坤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任何官司。第二,我认为做企业要比耐性。要看长远,不要急于明天就发大财。我要资金干什么?现在上市拿回来钱一定压力很大,钱花不花出去?不花出去,企业有问题;花,现在根本不是花的时间。 我在研究这个问题。百年的家族公司跟行业有关系,也跟时代有关系。 黄怒波:现在不那么想,但潜意识肯定有。比如想到我把一个企业做得很优秀能养活多少人,就会很高兴。